杜甫作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人物，被世人尊为“诗圣”，与李白齐称“李杜”，他的诗风以“沉郁顿挫”为主，其诗中反映的大多为当时的社会面貌，尤其描绘百姓疾苦，抒写悲天悯人、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自晚唐时期孟棨提出“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之说后，他的诗歌也被称为“诗史”。
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诗圣”这个称号，除了赞誉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外，更是对他忠君报国的政治操守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的赞誉。本文主要以其现实主义诗歌为基础，通过分析诗歌意象和诗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来论述杜甫的“诗圣”情怀。
杜甫生于儒官世家，其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杜预，杜预曾在平定吴国的统一战争中立过大功，被封当阳侯，同时他还耽思经籍，博学多通，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这位先祖一直是杜甫心中立德立功的典范；其祖父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为“文章四友”，对于唐代“近体诗”的成型有重要的奠基之功，所以杜甫曾在《宗武生日》中骄傲地提到“诗是吾家事”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杜甫自然而然地传承了家学，也便有了“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的诗句，小小年纪便诗才横溢，以象征天下太平的凤凰自喻。
年轻时的杜甫壮志凌云、性情洒脱，即便进士不中，依然与友人同游齐赵，裘马轻狂，在《望岳》中直言自己的远大理想，自信有朝一日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青年时期的杜甫和当时每一个盛唐文人一样，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功名的积极进取之心。李白自比于鲲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而杜甫则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抒写“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的壮志豪情，期待自己在巨浪波涛中纵横驰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自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在这首诗中，杜甫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辅佐君王，使他的政绩超越在尧舜之上，令江河日下的风俗返璞归真。即便他迟迟没有受到朝廷重用，但他始终把匡世济国视为己任。杜甫一生都在为仕途奔波。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23岁，在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但年少轻狂的杜甫对于此次落第并未过于介怀，之后就漫游齐赵去了。天宝五载（746），杜甫从洛阳奔赴长安，踌躇满志，准备参加天宝六载（747）李林甫主持的制科考试。
杜甫相信自己必能在制科中力拔头筹。不料，这只是李林甫安排的一场闹剧，同来赶考的杜甫、元结等人纷纷落榜。嫉贤妒能的李林甫不但一人未录取，还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祝贺玄宗[]。之后，杜甫不得不向权贵写作干谒诗文请求汲引。天宝七载（748），杜甫在应诏退下的第二年，带着满腔忧愤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成为杜甫干谒生涯的辛酸写照。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心怀家国天下的他安置好家人便赶赴战场，被叛军控制在困于长安，后得以冒险出逃，肃宗为其所感动，任命他为左拾遗，此时的杜甫才算是真正短暂实现了辅佐君王的抱负。他后来又短暂就任成都剑南节度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官职，但因性格爽直，不愿曲意逢迎，不适应官场生活而辞官。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朝堂奸佞横行的状况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杜甫一路逃难，写下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丽人行》《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真实地书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与无助，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天下苍生的苦难。公元761年8月，大风破屋，大雨倾盆，生活困苦潦倒，思想痛苦难捱的杜甫内心有感而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写的不仅是自己破败不堪的茅草屋，更是摇摇欲坠的朝堂，忧国忧民的情感呼之欲出。一句“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诗歌星空里，杜甫的诗成了诗史。
长安十年让杜甫深刻感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苦，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一次次遭打击破灭的十年，也是他的身体与昔日大唐皆走向病衰的十年。但又不得不说，这十年也是杜甫逐渐磨掉自己当初骄矜之气的十年，是杜甫真正体会民生、成长蜕变的十年，是杜甫经历生活磨难，成为底层百姓的十年。可以说，长安十年的干谒屈辱与艰难生计，对杜甫的个性以及创作视角与风格的转变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杜甫离开朝堂，无疑是对他政治生涯的巨大打击，但对于他成为“诗圣”、接近平民百姓的疾苦，却是一次质的飞跃。在往返华州与洛阳与的途中，杜甫不但创作了《洗兵马》，表达对大唐爱国将领的崇敬之心的同时，批判揭示当朝的弊病，把期间的所闻、所见、所历、所感写成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著名的“三吏三别”问世。
其中，最能发人深思的当属《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句将当时战争对百姓的迫害悉数写出，作为朝廷的公职人员的“吏”，在战场极度缺人的情况下不得不围追堵截百姓，夜半“捉人”，可见当时战场死伤惨重，以至于百姓都要被迫参军打仗。这几首诗不仅真实地抒写了战争给底层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最难能可贵的是，像杜甫这样一个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开始深入地思考百姓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兵车行》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反对穷兵黩武，那么“三吏”“三别”则既是对底层百姓的悲悯情怀，又是对家国大义的深刻考量。正因如此，杜甫用“三吏三别”记录下了“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社会政治问题，堪为“诗史”。
垂暮之年的杜甫在疾病折磨下几经休憩，当他到达夔州时，已身受肺病、疟病、风痹、消渴病等多重疾病的困扰，而且耳朵也聋了，牙齿也掉落了大半，成为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垂暮老人。但是这一时期却是杜甫的创作高峰期，两年内他创作了四百三十多篇诗作，经历了世事百态的他在诗歌中书写自己的情志，成就了“诗圣”诗艺老境难以超越的高峰。
《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老年时期的绝顶之作，诗歌每一首独立成篇，合在一起又能成为一篇。《秋兴八首·其一》在“巫山巫峡气萧森”的氛围中抒怀悲秋，述说自己客流他乡、羁旅天涯的哀伤；《秋兴八首·其二》则心怀家国、忧思难安，从夔州暮景写到望长安不见的惆怅；《秋兴八首·其三》写清晨登临西阁楼头，在翠微的山色中回顾自己壮志难酬的人生；《秋兴八首·其四》则是慨叹长安政治动荡、边境战乱频繁，“故国平居有所思”既是对《其四》的总括，又直接引出后面四首诗对长安美好往昔的追忆。
《其五》《其六》《其七》《其八》分别写到了大明宫、曲江、昆明池、渼陂四个地点，这些地方承载了大唐的皇家威严、盛世繁华，杜甫想起往昔与好友同游人间胜境，怎奈如今则是遍地狼烟[]。“彩笔昔曾干气象”（《秋兴八首·其八》），可以说是杜甫一生最为用力之处，也是从那个“开口咏凤凰”的狂傲孩童到“诗圣”杜甫走过的最为坎坷也最为璀璨的道路。
盛唐的诗人们无可奈何被卷入“安史之乱”的分崩离析、动荡流离中，唯独杜甫将自己的廖廖一生与百姓的苦难结合在一起，几经成长蜕变，最终成为一代“诗圣”。杜甫一生高低起伏，深入体验了底层百姓的生活，长安十年，在他自己饱受穷困的时候，仍然能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照底层百姓，以沉郁顿挫的诗作记录现实，他用最真切的笔触写出了这段痛入骨髓的历史，用深沉顿挫的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诗史”之名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