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不熟悉的一群人，以前只在街头、公交车上、菜市场与她们擦肩而过。她们大多数是在进城的狂潮中，随打工的男人进城的农村妇女，一边经营着乡下的土地与农活儿，一边在城市的近郊或远郊经商。
你很难界定她们的身份。说她们是农妇，她们却生活在城市，有的十几岁就来到城市，几乎与城市共同成长，和着城市的起伏悲悲欢欢、辛辛酸酸；说她们是城市市民，她们的户籍却大部分在乡村，她们与乡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来往的人也绝大多数是进城者，她们的舌尖跳跃着城市的时尚语汇，但口音与舌根还是乡下的腔调，有时是网络语言与土话俚语的混合，显得既怪诞又奇妙。她们没有什么技能，但多多少少的文化、年轻和生存的本能，让她们不至于像父辈一样，进城后只能干蹬三轮这些最下力气、最苦最累最脏的体力活儿。
她们的身上共有的是质朴，但对城市生活又有一种深深的幻想与误解，以为城里的女人就是好活和享清福，就是打扮，甚至涂脂抹粉。她们当中唯一的城市女人恰恰不施粉黛，比她们看上去更本色自然，手脚也更勤快。但在进城后她们大都经历了艰辛的生活。她们最艳羡的工作是营生轻松拿钱多。她们买一件衣服会转好几个商场，把买衣服当作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挑挑拣拣，一遍又一遍反复试，其实还是囊中羞涩、口袋里并不宽裕。她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染过头发，不管二十几的，三十几的，还是四十几的，黄发，有的还染着红发。年龄大的女人染发是为了掩住夹杂的灰发与白发，年纪轻点的女人是为了时髦和好看，把时髦与好看混为一谈。
她们当中看不出有一个文盲，有的念过小学，有的念过初中，有的念过高中。也有一个不到三十的女人口口声声说自个儿上大学的时候如何如何。我每天都会留意她们的签名，她们的字写得龙飞凤舞，缺胳膊少腿，貌似明星签名，其实是鬼画符。男人的签名也如出一辙，比一些老中医的方子还难以辨认。文化程度不高并不能说明她们就没文化，她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文化，是一种乡土的根根系系的文化。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当过十七年的民办教师，开过十七年的手扶拖拉机，又开过十几年的小四轮。纪做事一板一眼，说话常带有哲理，我记住她说的几句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怕人是心上怕哩嘛”，有一年农历节令的大雪，她说了一句农谚：“小雪白，旱半年；大雪白，水磨天”。还有一句歇后语“豁唇唇吃炒面——灰吹”。
她们最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大同小异的家长里短，几个娃娃，挣多少钱，老婆如何，男人如何。她们喜欢扎堆，叽叽喳喳。我总是竖起耳朵听她们说些什么。
她们挣过不少钱，她们的什么都是买的，子女上学、住房、驾照，她们习惯于买，甚至认为买就是最合理的。
这也是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人群，这是她们身上最耀眼的东西。赵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娘；纪与男人在长城脚下耕种着几十亩肥沃平坦的土地，又在国道上开着一家汽车篷布的专营店；康在火车站附近的建材市场卖管材；高挑的急性子王在大老板叔父的水利工程公司上班，整天来往于工地之间；四十二岁但看上去年龄大得多的霍，在一个居民区开一家粮油门市部；鲍是近郊建材市场一家卫浴店的老板娘。她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寄生虫，她们与在外奔波养家的丈夫之间是一种很传统的关系，二十几岁的女人一口一个“我们老汉”。
康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婆姨，长得不俊，但有一双会说话的灵动的眼睛，也是她们当中唯一一个不染头发的，可能是年轻觉得没必要把头发弄得五颜六色。有天早上干活时她很突兀地问我：“你跟老婆吵架不？”我给她说了几条，婆姨与老汉之间一是不能破口，二是不能动手，三是不能冷战谁也不理谁，四是不能动不动把离婚挂在口上。那天下午烤着火，她突然眼泪汪汪自言自语说：“我想我妈了。”“今儿我可想我妈了。”
（李岩）
